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2021年09月03日

作者：彭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姜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贸易谈判学院）

摘要：当前，亚太经济及地缘政治格局正发生新变化，文章提出中国应在 3 个方向建设高标准亚太自由贸易区网络，并对中国加入 CPTPP 可行性以及替代方案 ( TPFTA) 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加入 CPTPP 能够带来经济和地缘政治收益，但面临地缘政治和规则技术两大障碍。考虑到加入计划很大可能性会搁浅，文章进一步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最新版 GTAP10 数据库对 TPFTA 模拟发现，TPFTA 不仅可以提升中国的贸易创造，而且中国技术密集性行业最为受益。此外，文章分析了 TPFTA 纳入数字贸易、竞争中性、劳工环境等高标准新规则的适用性问题，提出中国应结合自身优势，争取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上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构建适用于新兴经济体的面向全球高标准 21 世纪国际经贸规则。

关键词： “一体两翼”亚太自贸区网络；CPTPP；TPFTA；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2020年1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要“开启亚太合作新阶段，共同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争取“早日建成亚太自由贸易区”。中国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完成签署，积极考虑加入CPTPP等举措，是推动早日建成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现实可行路径，体现了习总书记对世界大势客观、冷静、务实的判断和擘画。2021年2月4日，商务部表示中方正就加入CPTPP相关事项开展积极研究，愿与CPTPP各成员就有关问题加强技术沟通和交流。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积极考虑加入CPTPP，深化多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由此可见，研究加入CPTPP已经提上政府工作日程。但当前亚太经济与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新变化，美日澳加同盟战略包围圈收紧，中国亟待通过主导亚太经济一体化实现突围破局。中国加入CPTPP存在地缘政治障碍和规则技术调整延滞等诸多困难，面临阻力较大。因此，中国一方面应深入研究加入CPTPP障碍及策略问题；另一方面要研究替代方案，实现与美日争夺亚太经济主导权的目的。

一、当前亚太经济及地缘政治格局的新变化

　　（一）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变化

　　3月18-19日，中美在阿拉斯加举行高层对话，拜登政府对华态度和政策倾向逐渐清晰，两国战略摊牌的可能性较大。拜登政府发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临时指南》文件，明确美国外交及安全保障领域基本战略，将中国定位为“正在急速加强自我主张，且有能力对稳定开放的国际体系发起挑战的唯一竞争对手”，并强调“确保形成新的全球规范及协议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与此同时，拜登在记者会上指出美国要在科学与技术、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等领域与中国开展竞争对抗，强化美国对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国家的承诺与支持。美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提出《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宣称将“动员美国所有战略、经济和外交工具，抗衡中国日益崛起的全球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法案有关“投资于美国的经济方略”部分，要求拜登政府对抗中国“掠夺性的国际经济行为”。这意味着拜登政府未来将阻挠中国与相关国家开展多双边经贸合作，以压缩中国国际经济活动空间。具体来看美国对华遏制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美国对华地缘政策。目前，拜登政府意图依托与欧盟、澳大利亚、日韩等同盟关系，对华采取竞争政策，特别是在全球规则制定、高技术领域、意识形态3个方面。3月12日，美日澳印四国领导人举行在线峰会，将2004年开启的四方对话机制升格为领导人峰会，以遏制中国。在此次中美高层对话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分别与日韩两国举行“2+2”会谈，目的是强化美日韩同盟，协调立场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和挑战。

　　2.美国对华经济政策。拜登政府对中国的经济政策采取系统地、有计划地战略博弈。1月29日，拜登政府宣布对特朗普政府对华关税政策进行“重新评估”，其意图并不是解除对华关税，而是寻找“最佳对华办法”，特别在高技术领域采取更多限制性的政策。近日美国新任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表示，中国电信企业威胁到了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她将充分利用“实体清单”，限制美国技术和产品进入华为或其他中国高技术企业。

　　3.美国干预中国内政策略。在亚太域外，3月22日，美国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由，怂恿欧盟、英国、加拿大分别宣布对中国有关个人及实体实施单边制裁。美、英、加三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声称与欧盟协调一致，就涉疆问题对中国进行了无端指责。随后，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副主席居拉表示，“欧盟是讲价值观和原则的，无论是在欧盟内部，还是在全球范围内”，欧洲议会决定取消原定就签署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举行的审议会。

　　（二）中国的应对策略

　　当前中国面临着特朗普政府时期以来最严峻地缘政治困境，但中美力量对比的历史性变化，新冠肺炎疫情下“东升西降、东治西乱”态势已不可逆转，中国有足够的回旋空间应对当前困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需要主动构建亚太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路，强化中国与亚太主要国家经济粘性，促进中国在亚太经济一体化合作中的主导地位。3月22日，中国商务部表示，中国已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核准，成为率先批准协定国家。但总体来看，中国参与主导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为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变化，中国应积极考虑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依据当前新形势下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做出的基本判断，是突破以美国为主导全球产业链和国际规则的重要选项，是以我为主实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先手棋。结合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的2035远景目标，中国可以从亚太区域3个方向优先打造高标准自贸区网络。

　　一是建设“一带”沿线陆路欧亚自贸区。资本主义时代以来的国际贸易史是海洋贸易史，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大大促进了内陆城市与境外经济贸易合作，逐步形成横贯东中西、联接南北方对外经济走廊。截至2020年11月15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3万列，运送集装箱92.7万标箱，同比增长54%，往返综合重箱率达到98.3%，通达欧洲21个国家、92个城市，国内开行中欧班列累计超100列的城市有22个。中欧陆路贸易通道不仅改写了资本主义海洋贸易历史，而且开辟了新时代陆路贸易国际规则、国际运输、贸易投资治理的新领域。中国已研究签署“一带”陆路沿线重点友华国家的欧亚大陆自贸协定（简称ELFTA），突出中欧班列陆上新通道纽带作用，围绕中欧班列建设物流枢纽、生产中心、集散中心，并探索与此相关的投资、分销、物流、电子商务、运输等陆地贸易国际新规则。

　　二是“一路”沿线“一体两翼”海路亚太自贸区网络。“一体两翼”海路亚太自贸区网络包括3个自贸区支撑，即以RCEP为一体中心，以跨太平洋自贸区和跨印度洋自贸区为两翼的网络战略布局。首先，中国应变被动跟随为主动引领，在RCEP确定生效后适时启动新一轮升级谈判，纳入更多21世纪新议题，主导东亚自贸规则制定，如供应链安全保障议题，规制重要战略物资供应与保障义务和权利等。其次，沿“一路”印度洋沿线方向牵头签署友华重点国家“中国版”跨印度洋自贸协定（简称TIFTA），侧重“西进”，更加突出开放、高标准，而传统边境措施更多向成员国让渡利益，加速其与中国经济的融合，强化中国与印度洋经济圈的优势产能合作，提高共同收益。再次，沿“一路”太平洋沿线方向签署友华重点国家“中国版”跨太平洋自贸协定（简称TPFTA），侧重“东出”，突出试验当前国际经贸领域最高标准规则。当下，可借CPTPP平台实施TPFTA，意图弱化美国干预，并与美日争夺亚太经济领导权。但利用CPTPP可行性难度较大，所以中国既要做好加入CPTPP的准备工作，同时也要准备好备选方案。只有从构建亚太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的战略高度来审视和理解中国加入CPTPP以及替代方案，才能深刻认识其对中国面临地缘考验的意义和作用。

二、中国加入CPTPP的经济及地缘政治收益分析

　　中国积极考虑加入CPTPP，不仅可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更重要是地缘政治利益考量，即通过CPTPP主导亚太供应链和生产链，争取在亚太地区更大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加强中国在亚太经济的核心领导地位。

　　（一）经济利益方面

　　亚太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进出口市场，中国加入CPTPP将直接影响中国商品在亚太市场上的竞争力。本文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最新版GTAP10数据库模拟加入CPTPP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国与其他成员国的贸易利益所得情况。[1]模型相关假设如下：第一，假设CPTPP成员国的所有产品实施零关税，但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维持原有关税水平；第二，假设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进口关税将维持现状；第三，假设各经济体的资本可以在成员间自由流动，本国或地区的所在要素（土地除外）可以在行业间自由流动。结果显示，中国加入CPTPP将进一步促进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长，中国出口增幅为1.16%，进口增幅为1.81%，但贸易条件下降0.01%，贸易差额缩减。加入CPTPP后中国其他的经济指标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提升，如累计资本上涨0.04%。（模拟结果详见表1）

　　从细分市场来看，中国与其他成员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均有所增加，其中越南、日本、澳大利亚和中国出口额增幅较为显著，分别为3.04%、2.31%、1.34%和1.16%；日本、越南、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进口额增幅较为显著，分别为4.19%、4.12%、2.46%和1.81%。而美国、欧盟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进出口额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详见图1）。由此可见，中国加入CPTPP将增加成员国的贸易创造，成员国和非成员国之间出现了贸易转移，提升了中国与成员国的贸易利益所得。

　（二）地缘政治利益方面

　　中国加入CPTPP收益更多体现在地缘政治方面，通过深化经济联系，逐步主导亚太供应链和生产链，增强中国在亚太地区话语权，巩固中国在亚太经济的核心领导地位。当今，价值链治理居于区域乃至全球经济联系的核心地位，它决定了价值链中利益分配。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加快迭代以及运输成本的进一步降低，国家间产业分工深化，全球产业生产方式和产业布局不断调整，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兴起。当前，WTO多边贸易体系正遭受前所未有挑战，上诉机构的停摆标志着全球一体化进程遭受重大挫折。历史经验表明，每当全球一体化遭遇逆流，区域化、集团化形式的一体化进程就会加快。后疫情时期区域化、集团化形式的一体化将是全球化的主要特征，而新一轮国际分工格局变迁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产业转移也必然呈现出区域化和集团化趋势。伴随着此趋势，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将逐渐形成，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特征和发展趋势。一国能否在区域经济治理具有话语权，不仅决定其在参与国际贸易的利益所得，更重要的是获取在地区价值链中的主导权。目前，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仍有大的空间，但也面临一些困难。RCEP协定的主导权在东盟，中国利用RCEP规则实现重新整合东亚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体系的战略意图难度较大。此外，虽然中日韩经济联系紧密，特别是在高技术领域，但由于日韩深层次矛盾难以调和，加之美国作为日韩背后“提线人”的强力干预，中日韩自贸协定预计短时间内也难以达成满意成果。因此，中国加入CPTPP以对冲风险的地缘政治利益就突显出来。

　　鉴于CPTPP条款具有高质量、高标准的特征，加入CPTPP对维护中国在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秩序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全球疫情蔓延和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国际经贸活动陷入持续的低迷状态，以贸易自由化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协定将为推动全球经贸发展注入新动力。CPTPP成为发达国家重塑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争夺国际贸易新规则主导权的重要平台。中国加入CPTPP的意义在于，通过CPTPP的高标准来引导中国深度参与区域产业链、价值链，并借助该平台提升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影响力和博弈力量。CPTPP可以作为中国构建全球高质量自由贸易网络的基石，为中国在全球贸易规则制定中赢得战略主动。当前，中美经贸关系不稳定，给中国和世界经济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争夺高科技主导权的大国博弈，美国试图遏制中国制造业高科技领域在亚太甚至全球的经济地位。拜登政府上台后明确表示美国和盟友需要制定全球贸易规则来抗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潜在危险，中国需要通过发展区域产业链、价值链来抵消中美经贸摩擦等不利因素。在全球贸易秩序经历重构之际，加入CPTPP对于中国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1]模型设定说明详见下文。鉴于本文研究的重点在CPTPP可行性与替代方案设计，作者在模拟TPFTA替代方案贸易收益时，为有直观比较认识，使用该模型对中国加入CPTPP进行了模拟，这里仅给出模拟结果，如有兴趣的读者可联系索取有关资料。两相比较结论显示，TPFTA替代方案完全能够达到加入CPTPP所获贸易收益的效果，并且能够有力推动中国与成员国之间的产业分工联系，占据亚太区域供应链和产业链主导地位。

三、中国加入CPTPP 面临的障碍及策略

　　（一）中国加入CPTPP面临两方面障碍

　　首先是地缘政治障碍，主要来自于美日澳加同盟的阻挠。当前在亚太地区，美日澳加同盟反华经济的包围圈收紧。虽然美国重返CPTPP的可能性存在，但短期内启动加入程序的可能性较小。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会把CPTPP作为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将向成员国施压，阻止中国加入。日本作为CPTPP主要推手和主导者，是至关重要因素。一方面，日本作为出口外向型国家，清楚没有中美这样的经济体参与，CPTPP影响力和实际效果很难达到预期。因此，其上策是期盼美国能够重返CPTPP，以获取美国更大市场空间，并借此巩固美日同盟关系。在没有得到美国积极回应情况下，其中策是同意中国加入，以便能够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以及经济高速发展红利。但日本投鼠忌器，忌惮中国加入后其主导地位丧失，因此心态很矛盾。当前中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双边政经摩擦也是加入的主要阻碍之一。虽然，中国与澳加互为主要贸易伙伴，而且彼此贸易具有较大的互补性。但作为美国重要盟友，澳加外交政策缺乏独立性，受地缘政治及美国影响和钳制。近来中澳、中加政治经贸关系紧张，摩擦不断，增加了加入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墨加协定中存在一条极具排他性的毒丸条款，条款规定若美、墨、加三国中任意一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则其他协议伙伴有权在6个月后退出美墨加协定，并以新的双边协议取而代之。若中国加入CPTPP，则加拿大和墨西哥会与中国签订FTA。因为美国始终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墨西哥和加拿大更依赖美国，因此墨、加会反对中国加入CPTPP。

　　其次是规则技术障碍，主要在于国有企业、竞争中性等高标准规则的适用性问题。首先，CPTPP关于国企规则适用范围，除贸易型国企，还扩展到参与服务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企业。按照其有关“非商业性资助”认定标准，我国有金融机构给国有企业的贷款，易被认定为“非商业性资助”，而遭受贸易报复措施。其次，CPTPP有关政府采购、劳工权益等条款也是中国加入的关键门槛。其要求政府采购必须公开、透明和具有竞争力。再次，在服务贸易领域承诺开放方式和开放程度方面，CPTPP在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全部采用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而中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程度与CPTPP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中国服务业在某些部门市场准入限制水平较高，比如电信行业、广播电视等。此外，中国对自然人流动态度也十分谨慎，开放程度较低。在《服务业贸易总协定》（GATS）项下的自然人流动中国尚有45%的部门未作出承诺，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开放水平已达到80%。

　　（二）中国加入CPTPP采取的策略

　　首先，韩国目前也表达考虑加入CPTPP的意愿，中国可考虑联合韩国共同加入，中韩政治互信不断加深，中韩自贸协定在开放程度和自由化水平方面都较高，协调共同立场较为容易。同时，充分利用美疫情持续蔓延导致其国内矛盾加剧的时间“窗口期”，可对外表态欢迎与美携手加入CPTPP进行协商，共同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

　　其次，新加入协定需获得11个成员国批准同意。因此，当前迫切任务是要着手做文莱、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8个外围国家工作，力争得到其积极表态支持，以对矛盾集中点日澳加三国形成压力。特别是，要积极游说目前尚未批准协定的马来西亚、文莱、智利、秘鲁4国，争取其将批准协定与支持中国加入议题捆绑。对于日本，要在政治上持续施压，适当时机要向其释放中国另起炉灶的设想，给予压力。对于澳加，目前在双边经贸关系上继续冷处理，等待适当时机释放“经贸关系可以谈，但必须与支持中国加入CPTPP挂钩”的信号，以观其变。

　　再次，就谈判策略而言，参照RCEP谈判模式，可根据条款难易程度，先就货物贸易等主体内容达成谈判，有关劳工和环境标准、知识产权、国有企业、竞争政策等核心议题逐步开展。在服务贸易领域，要尽快研究引入负面清单管理谈判模式。适时进一步简化《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放宽准入限制。深入推进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等领域改革，努力完善国内法律法规，提升电子商务、数字产品、竞争政策、劳工标准、政府采购等方面的水平，与国际高标准对接。

　　最后，可以借鉴CPTPP发展中国家成员参与谈判的经验做法，以在谈判中获取更多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例如，针对国有企业、政府采购、工会等特定条款，可参照越南、马来西亚等发展中经济体做法争取享有相应例外条款权利。

四、CPTPP替代方案的设计与实证研究

　　考虑到加入CPTPP 面临的障碍，中国加入计划很大程度上可能会被搁浅。若暂时无法加入CPTPP，则需要做好替代方案的可行性研究。本文提出替代方案（“中国版”跨太平洋自贸协定，以下简称TPFTA）的设计，即联合韩国、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新西兰、智利、阿根廷、秘鲁、巴西作为候选国构建自贸区。候选国家遵循以下3方面标准：第一，从双边关系来看，这些国家对中国比较友好，政治风险较小。第二，这些国家基本与中国已经签订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而且已签协定自贸区的自由化水平相对较高。中国-智利FTA、中国-新加坡FTA和中国-新西兰FTA，基本达成所有产品实现零关税的条款。中国已签署的自贸协定中大部分都涵盖了贸易便利化条款。因而，中国与这些国家具备良好的谈判基础，为以后形成更高水平的自贸协定提供保障。第三，从双边贸易结构来看，这些国家与中国产业整体互补性较强。尤其是新加坡、新西兰和南美4国与中国进出口行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虽然阿根廷和巴西目前还没有与中国达成自贸协定，但从双边贸易结构和市场规模分析，中国与这两个国家未来的经贸往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干扰了亚太地区生产网络，阻碍了区域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畅通和深化。TPFTA旨在于打造一个跨区域、宽领域、高质量的自贸区。在深化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同时，为中国积极参与21世纪国际经贸“中国规则”的制定提供试验场。截至2018年，11个候选成员国涵盖全球约21.5亿人口，占全球人口的28%；经济规模超过20.7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4%，是CPTPP体量约一倍。TPFTA拟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设计：一是对现行WTO多边框架下的条款内容全面升级，即成员国实现零关税；进一步简化海关手续和贸易便利化；取消出口补贴情况下，考察TPFTA贸易转移和创造效应。二是借鉴CPTPP、美墨加自贸协定等高标准自贸协定有关数字贸易规则、国有企业和竞争中性、劳工和环保、政府采购、透明度和反腐败等规则，探讨TPFTA适用性问题。

　　（一）TPFTA的经济效应分析

　　1. 模型与数据来源。本文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TPFTA方案的经济效应进行模拟分析。研究通过设定冲击变量，对各国的主要经济指标进行模拟计算，从而对相关政策的可实施性进行判断。模型首先建立每个国家（或地区）生产、消费、政府支出等行为的子模型，然后通过双边贸易将世界各国联系起来，从而将各子模型连结成一个多国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一般均衡建模的基本设计、构建过程和平衡方法见表2。

　生产者将商品销售给居民和政府，以及世界其它地区，并由此获得相应的收益。生产部门的收入又分别以要素报酬和消费的形式支付给居民和国外其它地区。与居民账户有关的支出包括消费支出、税收和国内储蓄。政府支出用于购买消费品和政府储蓄。世界其它地区的收入表现为出口和国外储蓄的形式。具体核算恒等式如下：

  本文数据库采用的是GTAP第10版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了141个国家（地区）的投入产出核算数据，以及关于模型中经济结构参数的计量估计数据等。根据TPFTA假设，我们将GTAP10.0数据库中的国家划分为12个区域进行实证模拟，即中国、韩国、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新西兰、治理、阿根廷、秘鲁、巴西和世界其他国家。在行业划分上，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法，结合中国与成员国的双边贸易结构情况，我们将数据库中63个行业部门调整为13个产业部门，分别为谷物、动物及其产品、采掘业、皮革与木材制造、纺织服装、金属及其制品、化工产品、石油及煤炭产品、电子设备、其他制造业、交通运输、通信和其他服务行业。其中，本文将重点考察中国与成员国间的主要进出口产品的变化情况，包括金属及其制品、化工产品、石油及煤炭产品、电子设备和纺织服装产品。

　　2.模拟方案与参数设定。在对原始数据进行重新分类之后，本文根据假定的贸易政策变化条件来设定具体的变量冲击，用GunGTAP软件进行一般均衡模拟求解。为了全面模拟分析TPFTA的经济效应，本文设置3种模拟情景，以考察TPFTA在关税等传统条款升级后对中国和其他成员国的影响。情景一：假设TPFTA成员国对所有产品实施零关税。考虑TPFTA设立目标为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我们把消除成员国之间的关税作为基准方案。情景二：假设对所有产品实施零关税的基础上，进一步假设贸易便利化程度改善5%。情景三：在前两个假设基础上，取消所有出口补贴。这三种情景分别记为P1、P2和P3。同时，假设成员国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维持原来的关税水平、贸易便利化水平和补贴政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进口关税、贸易便利化水平和补贴将维持现状。

　　3.模拟结果分析。模拟结果显示，TPFTA建立将显著促进中国和其他成员国进出口贸易增长，该自贸区使得成员国和非成员国之间出现了贸易转移效应。总的来看，成员国进出口贸易额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但非成员国进出口额均有所下降。参照情景三的模拟结果（详见表3），中国出口增幅为2.45%，进口增幅为3.99%，中国的贸易条件上涨0.19%。而成员国的贸易得益呈现一定程度分化。从进出口增幅来看，巴西和韩国的获益在成员国中表现最为突出，出口增幅分别为7.71%、5.78%，进口增幅分别为10.94%、9.94%。韩国的贸易条件改善最为显著，增幅为3.25%。东盟4国加入该自贸区后出口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其中越南的贸易增长最为显著。除了情景一模拟结果中智利的进出口额有小幅下降外，4个南美国家的进出口也均有显著增长。

　　对比三种模拟情景可以发现，TPFTA加入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的条款之后，自贸区建立对成员国的经贸影响将更加显著。当成员国对所有产品实施零关税时，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智力、阿根廷、秘鲁和巴西的贸易条件恶化，而将自贸区贸易便利化程度提升5%之后，所有成员国的贸易条件均得到改善。因此，TPFTA可以作为中国实施自贸区战略边境内措施的试验区，逐步革新自贸区边境内措施，推动中国参与制定的国际贸易规则向高标准、高质量的国际化方向发展。

　　TPFTA对成员国制造业分工格局的影响总体显著。从产业分工角度来看，中国制造业行业出口均呈现增长趋势（详见表4）。具体来看，纺织服装行业越南和韩国的出口增幅最大，印尼、中国、巴西的出口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阿根廷、智利、新西兰等国出口则出现下降的趋势。石油及煤炭产品出口涨幅最迅速的为中国、韩国和新加坡。由于新加坡进口原油经冶炼加工后再出口成品油的工业体系非常成熟，因此成为全球石油出口大国之一。中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智利等国在金属及其加工品的出口方面均呈现增长趋势，但越南、新西兰、阿根廷的出口有所下降。化工橡胶产品出口几乎所有成员国都有一定增长，其中韩国作为化工业产品出口大国，增幅最为显著。自贸区也将促进巴西、马来西亚、印尼等橡胶出口大国橡胶产品出口的提升。新加坡和韩国的电子设备产品出口增幅最大。

综上所述，TPFTA将大大提升越南的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中国、印尼、马来西亚的金属及其加工品等中等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韩国、新加坡的电子设备等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相比较于RCEP的签订对中国纺织服装、轻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最为受益，TPFTA则对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业出口的提升作用更大。TPFTA的达成将有力推动中国与成员国之间的产业分工联系，为中国在区域生产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获得更加主动的战略地位。

　　（二）TPFTA作为21世纪国际经贸“中国规则”的试验场意义

　　回顾已签订自贸协定，中国对于边境后措施的态度一直较为审慎。虽然中国在中韩、中新等自贸协定中加入了电子商务、竞争政策和环境保护等章节和条款，但与发达国家近年来主导的自贸协定相比，规则标准仍有明显差距。在数字贸易方面，中国自贸区规则的重点仍停留在以互联网为平台的跨境货物贸易的边界壁垒上；而在竞争政策和环境标准方面，中国的自贸协定以软性承诺为主，一般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为此，用TPFTA替代CPTPP，可变被动适应为主动试验，立足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借鉴CPTPP、美墨加自贸协定等有关高标准经贸规则，将TPFTA作为各类边境内措施的试验场，稳步、有序推动新一代高标准贸易规则，形成中国标准。其中，有关数字贸易规则、国企和竞争中性规则以及劳工和环境规则等最为重要。下文以这3方面规则为例，进一步讨论21世纪新议题的适用性，从而为中国参与新一代国际经贸的制定和谈判提供参考。

　　一是有关数字贸易规则。目前，美墨加自贸协定对数字贸易的规定最为严格，引领了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标准和方向。该自贸协定涵盖数字产品免征关税、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条款的自由化程度都极高，而且涉及数据跨境流动、计算设施本地化等方面的规则也均采取高标准的要求（周念利，2019）。然而，中国在数字贸易规则体系构建上与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存在很大差距。对比CPTPP强调信息和数据在全球流动的自由，中国目前涉及数字化规则主要指互联网平台的跨境货物贸易及相关支付和物流等服务，强调削减边界贸易壁垒。

　　TPFTA应结合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实际，积极稳妥加入数字贸易新议题谈判。在关税方面，实施数字产品零关税，但允许成员国保留税收规定的自主权。在数字贸易的非歧视待遇措施方面，可先采用正面清单方式，再逐步过渡到负面清单。中国数字产业已初具国际竞争力，应在谈判中完善相关非歧视待遇措施，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方面，鉴于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中国对跨境数据流动实行较严格控制，可考虑加入“考虑各方监管需求”的规定。尽快研究建立数字数据传输的负面清单制度，探索实施分类管理模式。对于宏观经济社会发展、一般商业用途的数字数据，允许数据自由流动；对于存在国家安全关联或有安全隐患的数字数据，如国防、海洋、地理、金融等，应允许有条件自由流动或禁止数据跨境传输。对于限制数据本地化的规定，考虑中国、印尼、越南等国家均存在数据本地化的要求，可能实施难度比较大，因此可酌情降低对成员国要求。在源代码规则方面，中国对金融工具的数字形式实行源代码监管，可以在条款中加入“监管例外”和“公共安全例外”等规定。为破解上述难题，要积极研究数字关境条件下的特殊监管办法。数字关境，与传统海关关境有所不同，它对数字资产具有海关管辖权的物理区域或虚拟空间。数字时代海关应采取特殊监管手段和方法创新，比如对数据中心、云服务提供商赋予特殊监管地位，将有助于缓解对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数据存储本地化等要求的矛盾（彭磊，2020）。

　　二是有关国有企业和竞争中性规则。当前，国有企业商业活动遵循竞争中立原则已经成为高标准自贸协定的趋势。CPTPP有关国有企业的规则相比WTO框架义务有更加严格规定，对于政府补贴、援助和透明度等关键问题都有高标准的条款规范。具体来看：第一，CPTPP严格约束国有企业非商业援助行为。CPTPP直接将国有企业非商业援助与补贴相结合，打破了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关于国有企业必须“拥有、行使或者被赋予政府职能”的前提条件。而且，《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只适用于货物贸易，而CPTPP适用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等于涵盖了国有企业从事的一切商业活动。第二，CPTPP规定了严格的透明度要求，各成员国要向其他缔约方提供或公开国企名单，以便成员国之间能够及时获取缔约方国有企业的相关信息。

　　TPFTA需进一步探索竞争中性原则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问题，借鉴越南、马来西亚在CPTPP中谈判做法，采取过度期限和例外条款形式，最大程度地满足竞争中性规则的要求，并降低实施难度。首先，对于“非商业资助”的条款，可借鉴CPTPP分国别的豁免规定。例如马来西亚，对于国企承担公益性业务给予的补偿，只要不会对其他缔约方造成不利影响和损害，不应混同于反竞争性质的非商业资助。可以以单独附件形式，建立国企的例外清单，将特定的、公益类国有企业排除在竞争中立原则的适用范围之外，有针对性的实行豁免。其次，对于一些短期内难以达到高标准的国有企业和竞争中立问题，可给予5-10年过渡期，以便有针对相关条款进行适应和改革的缓冲时间。

　　三是有关劳工与环境规则。相比于国际劳工组织（ILO）对劳工权利规定的原则宣言，CPTPP 对劳工保护规则进行了高标准和具体化规定，主要规定了劳工权利、不破坏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三个方面的内容。然而，劳工标准的实行在中国、越南等国家会有很大挑战。尤其是中国在公民自由结社权和集体谈判权方面目前无法达到CPTPP规定的标准。由于中国的工会受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劳工条款中允许自由结社权和集体谈判权被认为是所有规则中中国最难接受的（苏庆义，2019）。劳工规则制定初衷是保障劳动者权益，防止通过侵害劳工权益获取贸易优势地位，这与中国维护劳动权益诉求是相一致的。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组织形式与其他国家存在差异，其所要求的自由结社权和集体谈判权等，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体现为委托工会党组织采取民主集中制统一实施。因此，TPFTA可不必纠结此类条款。而要在如废除童工、工作时间、工作条件等方面，与更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接轨。可参考CPTPP关于最低工资、工作时间、工作条件的规定，在规则制定时提出“可接受性”的要求，为成员国的实施条款提供相对自由的空间。

　　此外，CPTPP 环境规则增加了很多新的环境保护内容，比以前任何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定更严格、内容更广泛。第一，明确了成员国在多边环境协议的实际义务，成员国需要承担更加严格的环境保护义务，对这些义务的规定更加具体化。第二，明确了公众的参与程序。第三，建立了严格的磋商和争端解决机制。此外还强调环境保护中成员之间的国际合作，注重共同利益的合作。中国现有自贸协定中缺少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内容，特别在实施程序以及争端解决机制方面与CPTPP规定相差较大。虽然中国与CPTPP的环境规则有很大差距，但中国在环境领域的改进阻力较小（余淼杰，2016）。随着绿色新发展理念深入人心，高标准环境规则与中国现实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一致。因此，TPFTA可借鉴CPTPP 有关环境保护内容，明确成员国在多边环境协议的实际义务，成员国需要承担更加严格的环境保护义务，对这些义务的规定更加具体化。

五、结论

　　中国加入CPTPP是应对中美竞争和战略博弈的重要选项。中国加入CPTPP后不仅能够带来贸易创造效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通过CPTPP平台主导亚太供应链和生产链，争夺亚太经贸领导权，巩固在亚太经济区域的核心领导地位。但中国加入CPTPP 面临地缘政治和规则技术两大障碍。中国应选择联合韩国共同加入，争取例外条款等一系列策略进行谈判。但由于美日澳加的阻挠，这一计划很有可能搁浅，因此，中国应积极考虑替代方案构建“中国版”TPFTA。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TPFTA不仅可以增加成员国贸易体量，提升中国的贸易创造，而且使中国技术密集性行业最为受益，自贸区将加强中国与成员国之间的经贸联系，促进中国在区域生产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获得更加主动的战略地位，并且向中高端转移，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此外，TPFTA作为21世纪国际经贸“中国规则”的试验场意义重大。“中国规则”可通过增加例外条款等方式来提高数字贸易、竞争政策、劳工环境等高标准规则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以降低实施难度。中国应结合自身跨境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优势，加快数字贸易制度建设，争取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上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中国可通过TPFTA广泛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国有企业和竞争中性、劳工和环保等新领域构建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面向全球高标准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

参考文献

1. 李墨丝. 2020. CPTPP+数字贸易规则、影响及对策[J]，国际经贸探索(12): 20-32。

2. 彭磊. 2020. 数字关境对我国数字市场开放的意义及政策涵义[J]，国际贸易(9): 61-67。

3. 苏庆义. 2019. 中国是否应该加入CPTPP？[J]，国际经济评论(4): 107-127。

4. 余淼杰、张睿. 2016. 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中国应积极主动寻求加入TPP[J]，国际经济评论(2): 39-56。

5. 周念利、陈寰琦.2019. 基于美墨加协定分析数字贸易规则“美式模板”的深化及扩展[J]，国际贸易问题(9): 1-11。

6．Hertel T．W., Walmsley T．and Itakura，K., 2001, Dynamic Effects of the “New Age”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Singapore[J]．Journa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Vol 16, No. 4, pp. 446－484．

7. Khan, M. A., Zada, N. and Mukhopadhyay, K., 2018,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the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on Pakistan: A CGE Approach[J]. Journal of Economic Structures, Vol 7, No. 2, pp. 1－20．

作者简介

　　彭磊，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硕士导师。

　　姜悦，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贸易谈判学院讲师。

来源：《国际经贸探索》2021年第8期

（编辑：刘益建；审校：张佶烨）